1959年10月，北京人民大会堂，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在举行。会场里，穿着整洁工装的时传祥显得有些拘谨。他没有显赫职务股市配资开户，也没有耀眼学历，却被安排在主席台附近。刘少奇走到他面前，主动伸出手问道：“你就是老时吧？”
这双手，常年握着粪勺、绳索和车把，指节粗大，掌心布满老茧。时传祥赶紧回答：“是，我是时传祥。”刘少奇握住他的手，关切地询问工作和生活。那一刻，许多人记住的并不只是一次握手，而是一个普通劳动者第一次如此郑重地站在国家荣誉的中心。
时传祥出生于1915年9月20日，山东齐河人。家境贫寒，父亲早年去世后，家庭很快失去了主要收入。十四岁那年，他离开家乡谋生，后来来到北平，在粪场做工。那时的城市清洁工作又脏又累，收入微薄，社会地位也低，愿意长期干下去的人并不多。
他的生活十分拮据。工人住在简陋房屋里，冬天冷风从门窗缝隙钻进来，衣服打满补丁，吃饭也常常只能应付。工作途中累极了，靠在路边打个盹，并不稀奇。更难堪的是，旧社会一些人把清洁工视作低人一等，恶意辱骂、克扣工钱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有一次，他到一户人家清理粪便，干完活后口渴讨水，却只得到从猫碗里舀来的水。这样的羞辱，他不是没有感受，只是没有因此撂下粪勺。在时传祥看来，厕所总要有人清理，城市总要有人维护。活儿不体面，责任却不能推给别人。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，清洁工人的处境逐渐发生变化。1952年，北京崇文区成立清洁队，原本分散的工人被组织起来，工作和生活有了制度保障。粪车运输逐步改进，劳动条件开始改善，工人的身份也不再由旁人的轻视来定义。
时传祥没有把“劳模”当成休息的理由。他熟悉每条街巷，也清楚每个厕所的情况，常常比规定时间更早出工。后来，他带领小组改进分工，把七人小组调整为五人，在保证清运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。队员有困难，他主动补位；遇到脏活累活，他总是走在前面。
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。”这不是口号式的漂亮话，而是几十年重复劳动后留下的朴素判断。城市干净了，居民才能安心生活；有人嫌脏、怕累，公共环境就无人承担。时传祥把这个道理落实在每天的推车和清扫中。
1959年10月26日的会见，使他的名字被更多人知道。刘少奇对他说，各行各业都是为人民服务，只是分工不同。时传祥文化程度不高，仍在工余识字学习。刘少奇还送给他一支钢笔，鼓励他继续读书写信。几个月后，时传祥用这支笔写下人生中的一封信，汇报工作，也表达了继续干好本职的决心。
这张握手照片于10月29日刊登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照片里的两个人身份不同，却都穿着朴素，神情自然。对时传祥而言，被看见并不是为了个人荣耀，而是让清洁工这个长期被忽略的群体，获得了应有的尊重。
1966年国庆前夕，时传祥曾应邀到中南海小住，并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活动。在一些正式场合，他因不习惯成为众人目光的焦点而拘谨。周恩来、朱德等人同他交谈、握手、敬酒，使他慢慢放松下来。那些细节说明，劳动者的尊严并不取决于工作是否光鲜，而取决于劳动本身是否有益于社会。
晚年时传祥身体渐差，腿脚不便，说话也没有年轻时有力，但仍惦记清洁工作。1975年5月19日，他在北京逝世，终年59岁。临终前，他叮嘱子女要把这份工作接下去。此后，他的三代后人中有人继续从事环卫事业，三儿子时纯利于1990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孙女时新春于2006年也获此荣誉。
一把粪勺，一辆粪车，连接起的并不只是街巷与居民，更是普通劳动者与国家之间的关系。时传祥留下的那句“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”，一直刻在清洁队的工作记忆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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